从最开始创业到现在娃哈哈这么大的规模，宗庆后始终和员工们在一起。在娃哈哈下沙基地以及很多分公司的宣传板上，都能看到同样内容的照片，就是宗庆后和员工们一起拔河的照片。这似乎已经成为每年娃哈哈企业运动会的保留节目。 “宗总喜欢看大家齐心协力的样子。”娃哈哈政治部的沈瑛解释说。

　　在娃哈哈早期还在给人代销课本冷饮的时候，宗庆后在员工眼中就不是一个“像样的”领导。以前在清泰街三层旧楼下，员工都是直接冲着楼上喊“宗老师”、“宗头”。宗庆后一直在老楼三层住了9年，他的房间旁边就是当时的宿舍。

　　“以前一直在车间里，每个员工的脾气、性格和水平我都知道，遇到事情都是直接找我。”提到这一点，宗庆后的骄傲溢于言表。公司小的时候，宗庆后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在罐头厂有2000人的时候，他还能做到这一点。

　　有一次公司刷墙，那个时候的每平房米只有1毛多钱，宗庆后自己拿着尺子，一个柱子一个柱子地量过去。和员工一起吃饭，大家议论说哪个菜淡了、哪个菜咸了，宗庆后自己跑到厨房“指导”大师傅，“你看这个菜，这个多放点盐，这个少放点。”

　　2002年，娃哈哈开始涉足多元化，进入全新的童装领域。但是真正做起来，宗庆后和员工们才认识到，这个挑战来头不小。对这个行业不熟悉，刚开始合作伙伴设计产品，但后来发现根本不能用，不得不自己来设计。由于没有经验，宗庆后和工人们一起在车间里盯着。一个大男人一件件地给小衣服钉扣子、配成套，一套套地看颜色是不是协调，款式是不是搭配。

　　也正因为如此的细致，这位领导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始终在员工们中间。员工们对领导的性格了解，领导对员工的潜力也熟知。而这正是宗庆后所看重的，大家能拧成一股绳，才能往前走。

　　每到除夕夜，宗庆后都会来到杭州生产基地，与每一位员工碰杯说“辛苦了”。1999年2月15日，农历除夕。当时，非常可乐问世不久，产品供不应求，工人们因生产繁忙留守天津。宗庆后百忙中挤出时间，请工人们吃年夜饭。他和在场的每一个人碰杯，并对他们为了公司放弃自己小家表示感谢。很多员工的眼睛都湿润了，所有辛苦都在这一声亲切的问候中化为乌有。宗庆后更是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还给每个人发了“压岁钱”。这几乎成为娃哈哈过年的一个传统，成为宗庆后过除夕的特色方式。

　　宗总的工作态度是令员工们最敬佩的。2003年5月11日，“非典”时期一个平常的日子，大多数人都躲在家里不愿意出门，往日熙熙攘攘的机场，如今门可罗雀。宗总带着一只黑皮箱和满脸的疲惫飞向贵阳，他接待客人，洽谈业务，批复文件……直到晚上12点多才把工作处理完。

　　员工看到宗总这么辛苦，既心酸又感动，都劝他“"非典"期间太危险了，留在杭州电话指挥就行了。宗总摇了摇头说：“在我背后的是娃哈哈的两万多员工啊！非常时期更不能掉以轻心！”

　　在员工眼中的宗庆后不仅是中国经济舞台的强者，鲜花掩映的领奖台上的主角，他更是可亲可敬、深受爱戴的当家人，是可亲可敬的大家长。

　　今年8月，正是饮料销售的旺季。因为来生产基地运货的车太多，产品从仓库运到车上，需要装卸工搬运上叉车。但是这个环节人手少一直忙不过来。宗庆后看着心里着急，跑到仓库门口一箱箱地帮着运送，汗水浸湿了衬衣的整个后背。

　　娃哈哈的老员工回忆说，1988年8月，杭州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台风，根本没法出去买东西。那时公司有个小卖部，宗总搬出了小卖部的食品，发放到每位员工手里。小卖部的食物吃完了，他又拿出了家里储备的食物，帮助大家渡过了难关。虽然台风很大，但大家心里还是暖暖的。我们进入娃哈哈的时候，大家都叫老板“宗老师”。现在公司大了，老板忙了，每次看到他，我还想上去叫他一声“宗老师”。

宗庆后说：“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以事实澄清“美国绿卡”的流言

    “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今天上午，他在办公室接受人民网记者独家采访时，拿出了相关的证据，从容地讲述了整个事情经过，以事实来澄清社会上所谓“美国绿卡”的流言。

    早在1991年娃哈哈兼并了杭州罐头厂，当时生产的马蹄罐头，出口主要在美国，便申请在美国设立一家贸易公司。1993年6月8日，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展司发文([1993]外经贸政发合营证书字第1250号)，颁发“娃哈哈美国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批准证书。

    由于业务需要，宗庆后需要往返中国与美国之间。出于方便商务的考虑，宗庆后申请了美国的工作签证，之后又申请“绿卡”。1999年5月12日，美国方办出了这张“绿卡”。宗庆后持的是中国护照，是中国公民。

    后来由于出口美国的罐头没有盈利，美国公司销售中产生了坏账，业务难以继续。2000年6月19日，浙江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发出《关于同意撤销娃哈哈(美国)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浙外经贸经发[2000]570号)。

    有一份最权威的记录，出自我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记录显示，宗庆后因商务到美国的天数，分别为1999年16天，2000年8天，2001年7天，2002年14天，2003年9天，2004年零天，2005年40天。这之后，无出境到美国的记录。

    这是非常重要的记录。因为根据美国移民法的规定，美国居民必须每年在美国居住半年，若要居住少于半年必须申请回美证。

    美国联邦公民与移民局官方网站在“绿卡”一栏中，称：“如果有下列情况可能会被免除你的永久居住权身份”，其中一项为：“居住在美国之外超过一年，并没有获得最近申请的再次进入的许可证或返回居住签证。”

    宗庆后没有去申请再次进入的许可证或返回居住签证，实际上已自动放弃了“绿卡”。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王秋潮对记者说，美国公民与“绿卡”是两个概念。美国公民是取得美国国籍的合法居民。“绿卡”是美国居住证，通常情况下，对于那些在美国长期工作的，或学习满一定时间的，或有投资的人，美国发给一种“绿卡”，承认其可以在美国有长期的居住权，但并没有加入美国国籍。

    即使拥有“绿卡”者，也不是美国公民。“绿卡”者没有这些权利：“一些工作出于安全考虑只限于美国公民”，“您也许不能参加只限于美国公民参加的选举。”

    宗庆后是中国人，生着中国脸，怀着中国心。

    “我永远为我们伟大的祖国骄傲，永远为祖国人民效劳。我是属鸡的，黎明即起，到晚不歇。我今年63岁了，我要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奋斗到底！”宗庆后说。

宗庆后拥有9年的绿卡身份，或因偷税漏税问题为其带来监禁的麻烦

　　6月初，美国加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移民律师向记者提供证据：受不便透露身份的委托人聘请，该律师经过严密取证后确认，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本人持有美国绿卡(Permanent Resident Card，永久居留卡)已达9年。

　　2007年8月，一名自称为“税务研究爱好者”举报，宗庆后涉嫌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偷漏个人所得税近3亿元。之后，杭州市地税局于当年11月对此正式立案调查。

　　可能在美隐瞒税收

　　宗庆后一直拥有美国绿卡，且到目前为止仍然合法有效。宗庆后所拥有的绿卡于1999年5月12日在美国加州发出，到目前已经有9年的时间。在获得该绿卡之前，宗庆后已经于1992年获得了同样由美国加州发出的社会福利号。

　　宗庆后绿卡的身份类别为E18。该类别的发放对象为跨国公司高管或经理，因此，申请者必须是一家美国公司或者海外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在美国与宗庆后有关的有两家公司。其一为娃哈哈(美国)集团公司(Wahaha (USA) Group Corp)，其二为娃哈哈(美国)国际公司(Wahaha (USA) International Inc)。

　　宗庆后在美国每年通过其税务顾问进行申报，不过数额很少。“绿卡”持有人与美国公民一样，是应申报其世界范围的所得。如果持有绿卡的外国人在国外已经按照该国税率缴纳完税款，那么只需向美国方面提供相关缴税证明，即可免相应数额的纳税义务。

　　中美两国在1984年就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主要目的就是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　“由于美国的税法更复杂也更全面，就持有绿卡的中国人而言，多数是希望在中国纳税的。”律师分析说。

　　鉴于中美之间的双边税收协定，综上推断，宗庆后如果在美国进行了按时申报和纳税，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在中国的补交就意味着“双重征税”。这正是双边税收协定所力图避免的。因此，宗庆后在美国也面临长期未能如实申报这部分海外收入的可能。

　　严重后果面临监禁

　　一位国内税法专家告诉记者，拥有美国绿卡的中国居民同时构成两个国家的居民申报纳税义务。

　　在美国，申报全球所得的范围包括个人薪资收入、海外银行账户、股权或股票等投资收益，税率通常在10%-35%之间。而收入超过35万美金/年的，税率则在35%最高限。这些都需要每年进行申报。

　　如果没能进行如实申报或完全没申报的，那么则面临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这要看美国政府认定当事人是否为“过失”或者“故意”的行为。如果认定为过失，那么只需要负民事责任，即补缴并交纳一定滞纳金、罚金和利息。如果被认定为故意行为，则还将面临监禁。

　　上述律师告诉记者，由于中美之间有双边税务协定，对缴税人有信息交换，“所以(引起美国相关部门注意)是有可能的”。

　　“申报是最大的前提。如果没有申报或如实申报，就会引出很多问题。一旦美国政府起诉你，很多结果就无法避免了。”这位律师说。

　　对于美国方面潜在的税务问题，拨通宗庆后电话后，不待记者提完问题，宗即匆匆挂断，不做任何回应。

　　此时，宗庆后在国内的个税问题仍尚无结论———杭州市财税局局长陈锦梅向本报表示，宗庆后税案暂无进展，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研究。

2008年6月初，美国加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移民律师向本报记者提供证据：受不便透露身份的委托人聘请，该律师经过严密取证后确认，宗庆后（博客）本人也持有美国绿卡(Permanent Resident Card，永久居留卡)，且持有时间达9个年头。

　　2007年8月，一名自称为“税务研究爱好者”举报，宗庆后涉嫌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偷漏个人所得税近3亿元。
 
 
 
之后，杭州市地税局于11月对此正式立案调查。

　　而今，尽管“宗庆后个税案”在国内尚未有结论，但披露宗庆后持有美国绿卡的信息显然颇具杀伤力。截至发稿，美国移民律师背后的委托人身份尚未清楚。

　　关于报料者的身份，在宗庆后中国税案中，达能公关人员曾在2008年4月表示：“去年(2007年)11月，政府部门确实曾向达能方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同时达能确实向宗庆后支付了巨额的报酬。”这一表态被媒体认为是达能“变相承认”了是自己举报了宗庆后。而宗庆后变曾在2008年4月明确向媒体表态：“举报人就是达能的人，是秦鹏。”

　　而此次报料宗庆后持有美国绿卡的律师，以职业规范为由表示不便透露其背后的雇主。本报记者就此达能求证，达能亦三缄其口。有长期关注事件的人士认为，上述美国移民律师受雇于达能的可能性极大。

　　绿卡来历

　　据上述美国移民律师向本报记者确认，宗庆后一直拥有美国绿卡，且到目前为止仍然合法有效。该律师向本报提供了其调查获得的部分证据，并签署了确保资料真实的书面证明函件。

　　这些资料显示，宗庆后所拥有的绿卡于1999年5月12日在美国加州发出，到目前已经有9年的时间。在获得该绿卡之前，宗庆后已经于1992年获得了同样由美国加州发出的社会福利号。

　　该律师进一步透露，宗庆后绿卡的身份类别为E18。

　　本报记者从可靠的法律渠道了解到，该类别的发放对象为跨国公司高管或经理，因此，申请者必须是一家美国公司或者海外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这意味着，宗庆后在获得绿卡之前，已经开始了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的运作。

　　本报记者调查获得的资料可以印证这一过程。

　　记者从相关美国网站上输入宗庆后英文名后查知，在美国与宗庆后有关的有两家公司。其一为娃哈哈(美国)集团公司(Wahaha (USA) Group Corp)，其二为娃哈哈(美国)国际公司(Wahaha (USA) International Inc)。

　　其中，前者的注册日期为1992年8月20日，注册地在加州洛杉矶阿罕布拉，据注册资料，宗庆后担任总裁和注册代表。不过，该公司在2001年5月取消登记。在取消登记书上签字的三位董事分别是宗庆后、杜建英和施幼珍；后者的注册日期为1995年5月15日，注册地为洛杉矶东部的阿卡迪亚。宗庆后同样担任总裁和注册代表，杜建英为秘书。洛杉矶政府资料显示，该公司执照于今年3月14日重新登记，其上显示宗庆后为拥有人(owner)、总裁，杜建英为拥有人、副总裁。

　　而依据本报独立调查获得的资料，在宗庆后之前，他的妻女已经分别曝出持有美国绿卡和拥有美国国籍，她们获得绿卡和国籍的时间均不早于宗庆后：施幼珍于1996年获得美国社会福利号，并在1999年与宗庆后同一年获得绿卡；宗馥莉也于1996年获得美国社会福利号，2004年获得美国护照。

　　从时间上看，第一家公司成立的时间与宗庆后获得美国社会福利号的时间一致，第二家成立的时间也在宗庆后及施幼珍获得绿卡之前。

　　于两家公司中同时出现的杜建英，曾经是跟随宗庆后一同创业的娃哈哈元老，2008年4月初已离开娃哈哈集团，此前一直担任娃哈哈集团的党委书记。本报获得的资料证实，杜也在1996年获得了美国社会福利号，但目前并不清楚其是否也持有美国绿卡。不过，可以确认的是，1996年，洛杉矶法院曾经指定她为宗馥莉在美国的监护人。

　　1996年，宗馥莉尚只有14岁，属于未成年人。据一位加州注册律师介绍，作为一个非成年人的监护人，起码的条件是必须有合法资格在美国居住，所以至少应持有工作签证或绿卡。

　　因此，一种推断是，这两家公司极有可能是宗庆后为自己及其家人、员工申请绿卡所设。可以支持这一推断的另一证据是，据记者调查，上述两家宗庆后名下的美国公司目前并未发现有任何的投资或业务行为。

　　资产脉络

　　与上述两家公司注册的1992年和1995年相吻合，在国内，在宗庆后和娃哈哈集团的发展轨道上，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

　　正是在1992年5月，在宗庆后的主导下，已经创办5年的娃哈哈向内部职工募资融得资金2.36亿元(人民币，下同)，组建杭州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限公司，并着手筹备美食城上市计划。

　　但是，美食城的上市计划后来搁浅。于是，1995年，经百富勤直接投资部经办人徐新(现为今日资本集团总裁)牵线，达能与娃哈哈开始接触洽谈合资意向，1996年合资实现，2000年宗庆后实现了他对娃哈哈集团的所有权改制。

　　本报之前的报道证实，正是在1992年借美食城改制、1996年与达能合资、2000年集团改制，以及之后截止至2007年与达能矛盾全面爆发之前的时间内，通过庞杂的离岸公司、体外公司的设立，宗庆后及其职工持股会对娃哈哈集团、达能合资公司的资产进行一系列运作。

　　两家公司的注册、宗庆后家人和员工美国福利号及绿卡的获取，与上述运作是否存在联系？本报记者多次致电宗庆后本人、杜建英及娃哈哈集团的其他人员，均无法得到答复。

　　不过，本报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上述两家注册在美国的公司中，第一家注册物业的业主目前还无法确认，而第二家注册地址的物业是于1999年9月以“Jianying Du 信托基金”和“Pacific信托基金”的名义购入，2006年的评估价值为154万美元。记者获知，这两个基金的保管人(Trustee)正是杜建英。

　　此外，据记者掌握的资料，除了宗庆后本人及其妻女外，宗庆后的二弟宗端后(现任杭州三和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参与组建余姚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已于2003年获得美国社会福利号，其三弟宗泽后(娃哈哈早期创始人之一，投资有杭州捷尔思阻燃化工有限公司、美国鼎盛国际有限公司等，现任美国浙江经贸文化联合会会长)及其家人均已经取得美国国籍。

　　仅有其四弟宗宇后(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浙江诚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没有在美国居住的记录。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宗宇后所在的这家公司也是娃哈哈包装的供应商之一。

　　自然，上述绿卡与福利号的获取，与宗馥莉出国读书也存在密切联系。

　　在调查宗庆后绿卡相关情况的过程中，记者在网上了解到，位于加州市的一处住宅??其此前被证明为施幼珍与宗馥莉共同拥有的房产??正处于出售的状态。

　　记者随即联系到负责此次出售的房产代理商Sabrina，被告知目前这个房子正处于60天escrow(过户)程序期??在美国，买家如果确认要买房子，先要对房子进行检查，还要办理贷款，这两样办好了就可以确认购买这个房子??过户期到7月25日截止。

　　Sabrina 介绍，屋主是从中国国内来的，以前是因为有小孩在此地读书而购买了房子，现在孩子已读完书回去，所以要把屋子卖掉。这个房子已经空置了两三年了，但是家具都还在里面。目前新买家是从拉斯维加斯过来的两名华裔医生。

　　Sabrina还表示，圣马力诺华人较多，一是因为这里的学校在南加州是数一数二的；另一方面，是得益于这里的社区规划，房子也都保养得非常好，所以吸引了很多华裔。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圣马力诺2000年人口12945人，其中亚裔人口占40%。

　　根据早前报道，宗馥莉正是初中毕业之后，前往美国，进入位于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圣马力诺高中。此后，宗馥莉又进入洛杉矶的Pepperdine University(佩珀代因大学)主修国际贸易。

　　据悉，该处房产目前售价为268万美金。

　　美国税规

　　有在美的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宗庆后在美国每年有通过其税务顾问进行申报，不过数额很少。目前记者尚未获知宗庆后在美国每年申报的具体数额。

　　尽管如此，宗庆后的美国绿卡身份，还是让他面临在美国申报所得收入的潜在麻烦。

　　一位熟悉美国税法的美国律师告诉记者，“绿卡”持有人与美国公民一样是美国税收上的居民，因此，应申报其世界范围的所得。

　　如果持有绿卡的外国人在国外已经按照该国税率缴纳完税款，那么只需向美国方面提供相关缴税证明，即可免相应数额的纳税义务。通常而言，两国间的税率并不一样，因此，同样收入，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纳税数额如多于美国，则不再补缴；如少于美国，则还需要补缴。

　　另一种情况是，当两国间签有双边税收协定，那么该人士可以选择在其中一国纳税。但他表示，这项条款的实施，需要纳税人每年都向两国政府提出申请并得到同意。否则就面临双边申报。

　　据了解，中美两国在1984年就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主要目的就是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除了对上述双重征税问题予以规定外，还规定协议两国间具有情报交换的义务，特别是防止税收欺诈、偷漏税的情报。

　　该律师认为，一般来说，如果该持有绿卡的外国人在自己的国家被认为存在长期未如实申报并未按时纳税的行为，而该国家与美国有双边税务协定，存在信息共享，那么一种可能是该人士在美国也没有如实申报和纳税，而另一种可能则是该国政府不认可在美国的纳税。

　　“由于美国的税法更复杂也更全面，就持有绿卡的中国人而言，多数是希望在中国纳税的。”因此，该律师认为后一种可能性很小。

　　据记者咨询国内税务局获悉，一般来说，立案稽查就说明了两种可能性，一是提供纳税证据不全，二是未能如实申报。而此前的报道也称，宗庆后在去年举报之后，调查之前曾一次性补交了2亿多元的税款。

　　鉴于中美之间的双边税收协定，综上推断，宗庆后如果在美国进行了按时申报和纳税，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在中国的补交就意味着“双重征税”。这正是双边税收协定所力图避免的。因此，宗庆后在美国也面临长期未能如实申报这部分海外收入的可能。

　　一位国内税法专家告诉记者，拥有美国绿卡的中国居民同时构成两个国家的居民申报纳税义务。当该人士面临其中一国税务的稽查时，其可以推测的原因很多，也可能他在美国申报交纳了这部分税，但根据中国税法的一些规定，也可能进行调查。他也强调，不管在哪国纳税，该人士必须面对双重申报制度。

　　潜在问题

　　对于美国方面潜在的税务问题，自获得报料至6月18日半个多月的时间内，本报一直无法获得娃哈哈方面的正面回复。

　　过程中，拨通宗庆后电话后，不待记者提完问题，宗即匆匆挂断，不做任何回应。6月17日，娃哈哈集团新闻发言人单启宁回应称，“我从不做电话采访，对这件事情无可奉告”。

　　娃哈哈集团外联办主任卢东表示她本人不知道宗庆后是否持有美国绿卡。

　　6月16日至17日，本报多次联系杜建英，但她始终没有接听手机。目前，杜原本担任的娃哈哈集团党委书记一职由该集团工会主席丁培玲兼任，据称杜已从娃哈哈集团离职，于年初到浙江某知名广告公司就职。

　　上述律师介绍，在美国，申报全球所得的范围包括个人薪资收入、海外银行帐户、股权或股票等投资收益等等，这部分的税率通常在10%-35%之间。而收入超过35万美金/年的，税率则在35%最高限。这些都需要每年进行申报。

　　如果没能进行如实申报或完全没申报的，那么则面临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这要看美国政府认定当事人是否为“过失”或者“故意”的行为。如果认定为过失，那么只需要负民事责任，即补缴并交纳一定滞纳金、罚金和利息。如果被认定为故意行为，则还将面临监禁。

　　他表示，对于没有如实申报的，政府有3-6年的诉讼时效期，而对于完全没有申报的，则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起诉。而轻微的刑事犯罪责任也都面临一年以内的监禁和最多2.5万美金的罚款。

　　据了解，对于偷漏税的滞纳金和罚款等金额计算，在美国最高可以达到偷漏税额的一倍。同时，他提醒记者，在美国，每一年未能如实申报或没有申报，都将成为一项独立的指控。而对于薪酬收入、海外帐户以及股权分红等的分类申报，也都会独立成为一项指控。如此累加，对于一般偷漏税当事人的指控就非常之多。

　　上述律师告诉记者，由于中美之间有双边税务协定，对缴税人有信息交换，“所以(引起美国相关部门注意)是有可能的”。

　　“申报是最大的前提。如果没有申报或如实申报，就会引出很多问题。一旦美国政府起诉你，很多结果就无法避免了。”这位律师说。

　　此时，宗庆后在国内的个税问题仍尚无结论??6月17日，杭州市财税局局长陈锦梅向本报表示，宗庆后税案暂无进展，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研究。同日，记者拨通宗庆后税案具体经办人、杭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一局局长何晓岚的手机，但她拒绝就此发表任何观点。

　　同时，旷日持久的“达能?娃哈哈之争”也没有答案。在“第三方过桥方案”、“整体上市套现”等等诸多旁观者或者搅局者的建议背后，2008年4月中旬双方签订的“停战和谈协议”已经到期。最新获得的信息是，达能的发言人曾表示，之前双方签署的“停战协议”曾两次以书面形式续签，但4月中旬协议到期后双方没有再续签。

　　此次，显然是有幕后委托的“美国移民律师报料事件，是否会成为此案又一漩涡？

曾自称 “最廉价CEO”的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却被曝涉嫌偷逃个人所得税近3亿元之巨。
 
 
 

　　昨日，有公开消息称，杭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一局目前正在办理宗庆后涉嫌偷漏个人所得税近3亿元一案。

　　据报道，税务部门之所以会专门立案调查宗庆后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源于去年8月一名自称 “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举报人，对“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实名举报。

　　地税：正办理宗庆后偷逃个税案件

　　杭州市财税局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昨天（4月13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确认了杭州市地税部门目前正在办理宗庆后偷逃个税案件的消息。

　　对于该案件最新进展、涉案具体金额、宗庆后是否曾在接受调查后突击补交2亿多元个税税款，以及该案的最终定性等问题，该负责人拒绝回答，并称由于“国税总局与杭州地税局还在磋商对已查实偷税金额的定性问题”，所以杭州市财税局不会就此发表任何言论。

　　宗庆后：三次挂断记者手机

　　据报道，宗庆后是否会因偷逃巨额个人所得税而被定罪的关键，在于税务部门在对其偷税行为定性时，参考数据是其偷逃个税的近3亿元的总金额，还是其截至目前仍未缴纳的数百万元。也就是说，上述杭州市财税局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所说的“国税总局与杭州地税局磋商”的焦点，就在于宗庆后在立案前夕突击补交的2亿多元个税税款。

　　税务部门态度谨慎，宗庆后本人则完全不愿提起此事。昨天下午，《每日经济新闻》曾多次拨打宗庆后的手机，在他接听的三次通话中，宗庆后没有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就挂断了电话。而娃哈哈集团新闻发言人单启宁则表示，自己昨天在处理私人事务，还完全不知道宗庆后涉嫌偷逃个税一事。

　　达能：不知道宗庆后涉嫌偷逃个税

　　昨天，有市场分析称，由于宗庆后创办的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并购纠纷还未了结，两公司谈判目前还处于没有突破进展的僵持阶段，所以举报宗庆后偷逃巨额个税的行为，“是达能打击宗庆后的新手段”。

　　有网友昨日评论：“这是达能打击宗庆后的新手段，达能想先把宗庆后搞臭，然后让他出局，以后收拾娃哈哈就容易多了。这是达能的阴谋。”

　　对此，达能公关方面负责人昨天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未予置评，表示此前还不知道宗庆后涉嫌偷逃巨额个税一事。

　　偷税风波

　　2007年8月，一名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举报人，实名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收到举报后，迅速督促杭州地税局查办。

　　2007年11月稽查局正式立案。已查实偷税部分的情况如何定性，国税总局与杭州地税局正反复磋商。

　　其中，于宗庆后在税务部门启动调查后，于2007年10月补交了2亿多元的税款，使应交而未交的税款只余数百万元。

　　争议焦点

　　中国对于偷税罪的认定非常严格。《刑法》第201条规定，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并且达到应纳税额的10％以上的，方构成偷税罪。宗庆后目前所余税款只有数百万元，与应纳税额近3亿元相比，不足10％。因此，宗氏在调查开始之后、立案前夕补交的2亿多元税款，成为认定其罪与非罪的关键。

　　不过，参与宗庆后税案调查的税务稽查人士表示，对于宗庆后的收入调查仍未完全结束。特别是有关其通过个人持股所获得的分红部分，数额及涉及税款仍有待厘清。

　　据了解，目前定性的难点，究竟是以近3亿元立案，还是只追究目前的数百万元税款，税务系统内部仍存争论。

　　政策争议

　　现行 《个人所得税法》明确规定，凡在中国境内居住一年以上者，无论其境内所得，还是境外所得，都应申报纳税。

　　对于宗庆后所获 “服务费”的定性和适用税率，目前仍有争议。国内个人工薪所得在每月10万元以上部分，税率达45％。由于宗庆后本人亦是合资企业股东，与合资方是否雇佣关系有待确定。而这一收入亦难以认定为《个税法》所列示的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此类所得最高适用税率为35％。

　　个税专家指出，由于外方股东将经营管理权全权委托给宗庆后，宗庆后付出了劳动，故此部分所得也可构成《个税法》所规定的“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税率为20%，但一次收入畸高的，还可加成征收。此外，纳税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收入，准予其在应纳税额中扣除已在境外缴纳的部分。

　　此外，按法律规定，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责令期限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要按日加收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由于欠税行为长达十年，以宗案税额粗略估算，这笔滞纳金也已在亿元以上。据了解，宗庆后目前还未缴纳相关滞纳金。据财经

　　宗庆后收入来源解析

　　获利来源之：《服务协议》

　　税务部门获得的文件中，最关键者为达能与宗庆后签署的《服务协议》及其附属《奖励股协议》，后者是一份从未公开提及的文件。

　　1996年，达能以及达能娃哈哈各合资企业与宗庆后签订了上述《服务协议》，其宗旨即“宗先生将全职并全心全力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各项服务、职责和义务，并获得工资以及与业绩挂钩的奖金”。2003年，协议续签。

　　在与达能发生合资纠纷后，宗庆后曾在一封公开信中自称“最廉价的CEO”。信中所言，其本人收入包括3000欧元的月薪、10万欧元的年度补贴，外加合资公司年利润1％的奖金。如果按此估算，宗庆后十年间总收入约7000万元人民币。

　　然而这绝非宗庆后收入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部分。这份《服务协议》的第五条规定：“根据合营公司的经营业绩，甲方股东（达能方）可以其同意的形式给与宗先生任何特别奖励。”

　　据此条款，达能及其子公司还与宗庆后签订了另一份附属 《奖励股协议》。达能在协议签订之时，即将其境外几家子公司的股权奖励给宗庆后，宗可以享有这些股权的分红；更大的收益则来自股权回购，双方约定，股权回购的交易价格，将与达能中国合资公司的业绩挂钩。

　　税务部门从达能获得的银行往来凭证显示，1996年－2005年，宗庆后累计获得 “服务费”842.4183万美元；在“奖励股”安排中，达能将金加投资有限公司、卡尔文有限公司等境外子公司的若干股权“奖励”给宗庆后，1996年－2006年，宗从这两家公司的股权分红中，累计获得资金1505.6876万美元；其余大约4000多万美元，则是达能和金加投资以回购上述两公司股权名义，向宗支付的款项。

　　其中，达能曾因宗庆后撮合其与乐百氏公司的联姻，以一家境外子公司股权回购的模式，给予宗100余万美元的奖励。

　　根据宗庆后本人的要求，这些资金都打入了在香港开立的多个银行账户，这些账户分别属于宗本人、其妻施幼珍、其女宗馥莉，以及娃哈哈集团党委书记杜建英。总金额约为7100万美元。

　　获利来源之：持股分红

　　税务系统仍在调查宗庆后的另一项巨额收入来源，即通过个人持股从合资企业获得的分红。根据前述宗庆后本人的公开信，达能历年从中分红30.77亿元；而宗庆后除每年有1％的奖励分红，个人也在合资公司持股，因此也可获得相应分红。

　　1996年，达娃双方最初的合资框架为，达能与金加投资占合资公司51%股份，中方49%。中方股份中，娃哈哈集团占39%，娃哈哈美食城有限公司占10%，而娃哈哈集团又控股娃哈哈美食城53.31%。此外，后来还有部分合资公司由达能与娃哈哈集团直接合资，分别占51%和49%的股份。从1999年起，娃哈哈实行以 职工持股为主的国企改制，宗庆后本人获得了娃哈哈集团29.4%的股份。

　　据悉，从1996年到1999年，达能娃哈哈合资公司三年的可分配利润分别为9300万元、5950万元和1.2亿元，共计3.5亿元。以宗庆后所言合资公司十年可分配利润60.34亿元计，从1999年到2006年的可分配利润约56亿余元。保守估计，娃哈哈集团至少可从中分到21.84亿元。

　　据宗庆后税案举报人透露，娃哈哈集团过去数年也进行了分红，这一点从宗庆后与合资公司外方董事之间的通信也可看出。宗庆后曾要求合资公司兑现2006年股东红利，达能方则回信希望娃哈哈集团通过工会持股将红利分配给合资公司员工。仅以股权比例计，名义上宗庆后可得6亿元以上，但实际上分了多少不得而知。

　　事实上，这一算法仍属保守。宗庆后在合资公司中间接控制的权益从2002年开始大大增加。 据财经

　　网友激辩

　　宗庆后偷税3亿元一事日前被曝光后，引来网友的热烈回应，大家的论述焦点集中在此次事件的推手究竟是不是达能集团，毕竟，双方正处于敏感时期，双方合作的去向，都需要寻找一个突破点。

　　财经网一网友直白地表示：“我敢说这是达能打击宗庆后的新手段，达能想先把宗庆后先搞臭，然后让他出局，以后收拾娃哈哈就容易多了。”

　　但另外一面的观点却是，偷漏税和合资事宜应该分割开来，一个网友就表示：“不管是谁报的料，问题是，宗庆后是否偷税，如果是普通公民，偷税就应该惩罚，对他也不应该有例外，必须根据法律处理。”

平静多时的“达娃之争”在双方争议爆发一周年之际，再度掀起新波澜：有消息称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涉嫌偷漏个人所得税近3亿元。

据《财经》杂志报道，2007年8月，一名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举报人，实名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收到举报后，迅速督促杭州地税局查办，2007年11月稽查局正式立案。

报道称，“根据达能与宗庆后的银行账户往来凭证，自1996年合资开始至2006年，达能方面以‘服务费’、境外子公司‘奖励股’股利及股权回购名义，向宗庆后支付薪酬共计7100万美元。按照宗本人的要求，这些资金分别被打进了宗庆后、其妻施幼珍、其女宗馥莉，以及原娃哈哈集团党委书记杜建英等四人在香港设立的银行账户。”

昨天，《第一财经日报》致电宗庆后，向其求证关于其涉嫌偷漏个人所得税报道是否属实，并询问其是否正在接收相关部门税务调查时，他称“没看到”并立即挂断电话。同时，达能方面则向《第一财经日报》证实，去年11月份杭州有关政府部门确实来达能一方做过相关调查，但拒绝给出进一步的细节。

在个税风波遭遇网络披露同时，达娃双方对谈判内容以及进展则讳莫如深，均不愿置评。不过据接近双方谈判人士的知情人士透露，尽管艰难，但是谈判依旧在进行中，并且在一步步向前推进,“最近几个礼拜谈判的焦点在于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估值方法”。

前言

    一个人如果拥有很大的事业，他当然希望成功能够得到延续，并且这种成功能够和自己有一种血缘上的纽带，即便这一认识同第二代自己的想法是有差异的，也希望能够通过某种方式统一，这应当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

    庞大的帝国

    我不知道，当宗馥莉每天乘车穿越公司大门的时候，会对这间她父亲创办的公司有怎样的感触。

    根据娃哈哈集团公开的信息，娃哈哈在全国26个省市拥有100多家合资控股、参股公司，资产规模为121亿元，拥有接近2万名员工。

    2006年，实现营业收入187亿元。从1998年起，连续10年，在资产规模、销售收入、利润及利税各项指标位居中国饮料行业第一。其饮料总销量在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吉百利和柯特之后位居全球饮料业第五。

    2007年11月18日，娃哈哈举办盛大的20周年庆典，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开幕词中涉及：2007年1－10月份实现营业收入214亿元，增幅33.96%，其中饮料销售收入182.3亿元；税后利润25.46亿元，增幅51.71%。(看来，同达能旷日持久的纠纷并没有减弱这家公司发展的势头)

    宗庆后随后适时补充：“我们不仅至今没有一分钱的贷款，而且有巨额存款。”

    娃哈哈仍有可能在短期内变得更大。娃哈哈宣布已经收到的2008年度经销商“保证金”46亿元，宗庆后称计划2008年收入增加76亿元。如果这一数字实现，2008年娃哈哈集团的收入将达到40亿美元。而宗庆后希望，5—10年间，娃哈哈的营业收入可以达到500—1000亿元。

    宗庆后之路

    今年已经62岁的宗庆后出生1946年，浙江杭州人。

    1963年，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16岁的宗庆后作为下乡知识青年，到浙江的舟山农场和绍兴茶场插队，前后一共15年。

    在农场度过了青春岁月之后，1978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宗庆后终于回到杭州。在顶替母亲的职位进入杭州上城区教育系统下属校办工厂后，宗庆后从事过一系列，诸如推销员、三轮车送货员之类的工作。

    作为一个起点，1987年，已经42岁的宗庆后带领两位退休教师，以14万借款创办“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为杭州上城区各学校提供作业簿、汽水之类的服务。

    1988年，宗庆后开始利用街道一处闲置的仓库替他人灌装口服液。随后他敏锐地发觉，儿童口服液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市场机遇。1989年，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成立，凭借当时超前的广告投放及推广意识，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迅速走红市场。

    1991年，在儿童口服液和酸奶领域获得丰厚利润的娃哈哈营养食品厂，以仅有100多名员工(却有着6000多万元银行存款)兼并了有2000多名员工，并已资不抵债的杭州罐头食品厂，组建成立了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

    1996年，娃哈哈集团以部分固定资产作投入与法国达能集团等外方合资成立五家公司，吸收投资4500万美元。

    1998年5月，娃哈哈推出碳酸饮料“非常可乐”，意在挑战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凭借在渠道上的优势，2006年的销售量达到了60万吨。

    宗庆后拥有娃哈哈集团28.4%的股权，管理层及员工则持有24.6%，杭州上城区政府则持有剩余46%，从逻辑上说，这仍然是一家国有控股企业，但是正如企业历史所叙述的，你最好不要低估，宗庆后对企业的影响力。

    一个女孩的简历

    宗馥莉于1982年出生于杭州。

    宗馥莉的小学阶段分别在杭州市建国一小和杭州市胜利小学完成学业。这个阶段，她应该和其他同龄女孩的生活类似，父母在从事商业，但在那个阶段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不过，她应该是娃哈哈系列产品最初的品尝和评价者。

    随后她升入杭州市第二中学，杭州市第二中学是杭州最好的中学之一，同样也是浙江省最好的中学之一。

    在宗馥莉完成初级中学的学习之后，作为今日少年留学热潮最初的实践者之一，前往美国，进入位于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SanMarinoHighSchool(圣马力诺高中)。

    这是一所寄宿制中学，成立于1924年。学校提供大学预科课程，施行小班授课，每班次不超过12个人。毕业的学生几乎都能够顺利升入全美排名前50的大学就读。

    作为一所寄宿制中学，圣马力诺高中有较为繁琐的，诸如女生着装之类的规定，实际上它要求，女生穿着只能在裙子、套头外衣、裙裤、有领衬衣这一范围内选择。最新的学费标准是每年34800美元，包括学费及食宿费。

    在圣马力诺高中完成高中阶段的课程之后，宗馥莉进入PepperdineUniversity(佩珀代因大学)主修国际贸易。

    佩珀代因大学建立于1937年，是一所基督教的私立大学，由5所学院组成。最新的全美综合实力大学排名为55名。它坐落在圣莫尼卡山上，占地830英亩，能俯瞰到太平洋。它拥有300多名教授和学者，8000多名学生，其中国际学生占8％。宗馥莉在求学阶段顺便取得了美国国籍。
2004年，22岁的宗馥莉完成学业回国，开始“半工半读”，一方面逐渐接触娃哈哈集团的业务，另一方面仍然在北京某所不透露名称的高校攻读工商管理课程。

    她在娃哈哈集团最初的正式职位是任杭州娃哈哈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主任助理，而从2005年3月起担任管委会副主任。萧山二号基地有6家分公司，分属于饮料、方便食品、童装、日化行业。从7月起兼任杭州娃哈哈童装有限公司与杭州娃哈哈卡倩娜日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宗馥莉注定要成为一个媒体追逐的人物，2006年年末，网上爆出宗庆后为解决宗馥莉的个人问题将“网上公开全球招婿”。媒体纷纷炒作。此事后被宗庆后否认。公众眼球的背后是社会对“富二代”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

    影子CEO

    2007年6月4日，达能集团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对EverMapleTradingLtd(恒枫贸易有限公司)和杭州宏胜饮料有限公司，以及与上述公司有关联的两名人员(美国公民或美国永久居民)提起诉讼。EverMapleTradingLtd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

 根据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商登记资料，杭州娃哈哈食品饮料营销有限公司是杭州宏胜饮料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杭州宏胜饮料有限公司则由EverMapleTradingLtd控股。达能声称杭州娃哈哈食品饮料营销有限公司以非法的手段销售与娃哈哈合资企业相同的产品，并非法利用达能娃哈哈合资企业的经销商和供应商资源开展业务活动。

    宗馥莉为恒枫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及董事长。2003年10月，由恒枫公司与宗庆后之妻施幼珍合资设立杭州娃哈哈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25万美元，其中恒枫控股90%，施幼珍持股10%。

    2006年11月8日，娃哈**发商接到杭州总部的两份新合同和两个账户。他们被要求在原来与销售公司签订合同之外，还需签订一份与杭州娃哈哈食品饮料营销有限公司的合同，并新开一个账户。经销商所有的货款都将分别打入两个不同的账户。

    根据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在达能合资公司之外的35家非合资公司中，有离岸公司参股的为26家，其中包括法人代表是宗馥莉的外资公司9家。在离岸公司绝对控股的10家中，恒枫贸易有限公司控股8家。媒体总结，宗馥莉领衔的所谓“恒枫系”本身正在成为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

    虽然宗庆后在谈及离岸公司的时候，强调不过是根据国际惯例设立，由离岸公司在国内投资时在设备进口、税收等方面享受法定的优惠条件。但是在法律层面上，宗馥莉正在不断继承宗庆的财富，并且在逐渐增加对娃哈哈集团的影响力。

    2007年9月27日杭州媒体消息，宗馥莉亮相镜头，由杭州市娃哈哈宏胜饮料集团出资1000万元设立的“馥莉慈善基金”成立，该基金的本金将由宏胜饮料集团投资运作，并承诺每年的增值收益不少于人民币30万元，用于援助特困大学生和义工发展。

    达娃之争：情绪与逻辑

    [关于达能集团]

    达能集团总部设立于法国巴黎，全球拥有近9万名员工，《幸福》500强之一，业务遍及全世界120多个国家。旗下品牌包括DANONE(达能)、EVIAN(依云)等。

    1966年2月法国两家生产瓶子的玻璃制造企业合并成为BSN公司，希望从没有回报的瓶子业务转向当时正不断扩张的大众消费市场，瓶子和饮料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70年代BSN成为法国知名的啤酒、矿泉水和婴儿食品的制造商。

    1973年BSN与热尔维·达能(GervaisDanone)合并，形成法国最大的食品集团。80年代达能集团卖掉了玻璃业务，集中发展食品。1986年达能集团收购了在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有销售网络的LU牌饼干公司，进入饼干行业。

    90年达能的经营重点转向全球化，进入亚洲、拉美等市场。达能集团现在在中国的业务主要有酸奶及饮料等，在中国拥有近70家工厂(包括乐百氏、娃哈哈、益力等)，达能于2006年4月将亚太地区总部迁至上海。

    1996年开始达能同娃哈哈开始展开合作，达能和百富勤共持有51%，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拖累，百富勤将所持股份转让给达能，使达能在合资公司中成为大股东。
有关娃哈哈和达能间的纠纷，经过媒体连篇累牍的炒作，反而变得看不清楚，就事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别复杂的：

    对达能而言，利益的焦点在娃哈哈的非合资公司，达能强调，使用娃哈哈商标的非合资公司正在损害与娃哈哈合资公司的利益，也就是在损害达能的利益，应当将非合资公司合并入合资公司中去。作为娃哈哈方面来说，强调达能在与娃哈哈建立合资公司的同时也在投资娃哈哈的竞争对手，虽然此前的合约中没有注明，正因为没有所以合约要修正。

    其实商标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实际上，达能也同意将许可权归还娃哈哈集团，但是要求非合资公司的产品统一在合资公司平台销售。这似乎又接近了妥协，但是就关联交易所规定的毛利率，双方仍持有不同看法。

    达娃之争：情绪与逻辑

    [关于达能集团]

    达能集团总部设立于法国巴黎，全球拥有近9万名员工，《幸福》500强之一，业务遍及全世界120多个国家。旗下品牌包括DANONE(达能)、EVIAN(依云)等。

    1966年2月法国两家生产瓶子的玻璃制造企业合并成为BSN公司，希望从没有回报的瓶子业务转向当时正不断扩张的大众消费市场，瓶子和饮料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70年代BSN成为法国知名的啤酒、矿泉水和婴儿食品的制造商

    1973年BSN与热尔维·达能(GervaisDanone)合并，形成法国最大的食品集团。80年代达能集团卖掉了玻璃业务，集中发展食品。1986年达能集团收购了在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有销售网络的LU牌饼干公司，进入饼干行业。

    90年达能的经营重点转向全球化，进入亚洲、拉美等市场。达能集团现在在中国的业务主要有酸奶及饮料等，在中国拥有近70家工厂(包括乐百氏、娃哈哈、益力等)，达能于2006年4月将亚太地区总部迁至上海。

    1996年开始达能同娃哈哈开始展开合作，达能和百富勤共持有51%，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拖累，百富勤将所持股份转让给达能，使达能在合资公司中成为大股东。

    有关娃哈哈和达能间的纠纷，经过媒体连篇累牍的炒作，反而变得看不清楚，就事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别复杂的：

    对达能而言，利益的焦点在娃哈哈的非合资公司，达能强调，使用娃哈哈商标的非合资公司正在损害与娃哈哈合资公司的利益，也就是在损害达能的利益，应当将非合资公司合并入合资公司中去。作为娃哈哈方面来说，强调达能在与娃哈哈建立合资公司的同时也在投资娃哈哈的竞争对手，虽然此前的合约中没有注明，正因为没有所以合约要修正。

    其实商标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实际上，达能也同意将许可权归还娃哈哈集团，但是要求非合资公司的产品统一在合资公司平台销售。这似乎又接近了妥协，但是就关联交易所规定的毛利率，双方仍持有不同看法。

    理想的未来与实现的障碍

    就娃哈哈集团和宗馥莉的背景来说，事业传承最理想的结局是：宗馥莉不是被动去运营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所谓为事业所左右。而是作为企业的股东，能够有效影响公司并进而掌控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企业来说，应该是长期专注于特定领域，针对娃哈哈来说，无疑就是食品饮料行业，至多在这个基础上再稍作扩展，但就家族财富来说，则应该做到多样性持有，以规避风险。

    宗馥莉作为中国新生代的企业经理人，她有她的价值，她更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将更倾向于推动品牌的国际化，基于生活水准，也更容易适应处于消费升级边缘的中国市场。食品饮料基于其庞大的消费规模正在被同诸如网络游戏试玩、IM计点卡这这样的网络消费形态联系起来，娃哈哈集团在过去一段时间积极投身其中，未来有可能会成为这一领域的大玩家，从而使企业资产估值上升。

    要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妥善解决同达能的纷争。就达能提出的指控内容来说，还是相当严重的。并且正如前面所说的，达能也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合作伙伴。此外，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当，会对娃哈哈集团在一个更高层面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其次是管理问题，在谈到宗庆后是否是一个好的管理者的时候，范易谋说：我认为对于一个企业，企业未来的持续增长，我们是否有信心，是建立在整个管理团队的能力上的，整个管理团队是否有能力来很好地推动这个企业的业务，就像我以前说的，任何一个企业是不能靠一个人的力量生存或者是发展的。

    这肯定是对的，一直以来娃哈哈都依赖宗庆后的高度权威，包括不设副职务，扁平化管理，总经理办公室直接管理工厂及销售公司，事无具细的一枝笔。即便这一模式过去是有效的，也凸显了宗庆后的能力，同时也使能后来者无从着手。有消息说，娃哈哈已经开始引入外部咨询，开使作一些改善。

    处理好同政府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挑战。事实是，上城区政府仍然是娃哈哈集团的大股东，在娃哈哈过去20年的快速发展中，地方政府的支持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政府来说，宗馥莉也是一个他们需要熟悉的人。

    上市将是重要的一步。上市之后，股权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理顺。娃哈哈更容易吸收新的战略合作伙伴，而同样地，达能也有了一个以市场化定价为基础的退出机会。通过上市宗馥莉可以为家族套现一部分资金，从而实现持有资产的多样化。与此对应，未来的投资也不再需要娃哈哈集团全额投资，新的项目可以吸收新的投资者。

    无疑最大的挑战仍然在于宗馥莉能否胜任一家食品饮料企业掌舵人的角色。作为一个销售导向的公司来说，业务确实并非是那么“高端”，需要亲临一线，了解市场的变化。这并不容易做到，只有很少人做到了。并且时间不能很久，她的父亲已经62岁了。

    结语：好运，宗总。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的最初阶段，大量的社会财富从现在开始需要被有效地传承。具体到宗馥莉，未来演绎地将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故事，或者一个家庭的故事。娃哈哈集团拥有两万名员工，每一个员工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这是两万个或者更多家庭的故事。那么宗馥莉，我们对您的称呼同您父亲一样，好运，宗总。
 

娃哈哈独创性的“三个一”成功模式

　　娃哈哈的成功模式可以归结为“三个一：一点，一网，一力”：一点是广告促销点，一网指的是娃哈哈精心打造的销售网，一力则指“经营”经销商的能力。

　　娃哈哈的成功是很富于传奇色彩的。娃哈哈原来是个校办企业，靠两口锅子、三个罐子生产娃哈哈口服液，针对小孩子不愿吃饭的问题，靠广告一举成名走红全国，一年后年销售收入即达4亿元，利润7000多万元。目前娃哈哈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食品饮料企业，旗下拥有含乳饮料、瓶装水、碳酸饮料、热灌装饮料、罐头食品、医药保健品等六大类30多个品种的产品，其中瓶装水、含乳饮料、八宝粥罐头多年来产销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是名副其实的行业领导者。　　娃哈哈的成功模式笔者归结为“三个一：一点，一网，一力。

　　一点指的是它的广告促销点，娃哈哈的“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可以算得上是促销广告的经典，在这方面娃哈哈确有过人之处。

　　一网指的是娃哈哈精心打造的销售网。

　　一力则指“经营”经销商的能力。

　　这“三个一”的运作流程是：先做一点：通过强力广告推新产品，以广告轰炸把市场冲开，形成销售的预期；接着通过严格的“价差体系”做销售网，通过明确的“价差”使经销商“获得”第一层利润，最后做“一力”：常年循环推出各种各样的促销政策，将企业的一部分利润通过日常的促销与年终的返利“经营”经销商，使经销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第二层”、“第三层”甚至“第四层”的利润。　　这一体系的关键点是广告。只有广告将市场预期做起来，“价差”才存在；“价差”存在，才能使经销商有信心去争取后面的“激励奖金”，第一点做不起或做得不够好，后面的经销增值体系就会动摇。

　　这一体系的另一个关键点是经销商对整个体系的信心，这是体系良性循环的基础。所以一般说来，这种体系主要用来做强势品牌下的中高端产品，通过专营店或专柜的形式，玩高成本高价格的游戏。世界上几乎有名的服装、化妆品走的都是这条路，联想也是这方面的高手(计算机的消费化)。

　　娃哈哈的伟大“创造”，在于将这一模式用来做中低端产品，用量而不是“质”，靠“经营”经销商而不是自己建立渠道终端来支撑产品的大量销售。这种模式的问题是，当广告愈来愈强调促销的时候，产品就会变成“没有文化”的“功能产品”，而不是像可口可乐那样成为“文化产品”，结果会造成广告与产品之间的刚性循环：广告要愈来愈精确地找到“卖点”，产品要愈来愈多地突出功能，结果必然是广告的量要愈来愈大，或者是产品的功能要出新意，才能保证销量。　　应当说，宗庆后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娃哈哈很早从达能引资就可以看出他的“眼光”，乐百氏则由于对此认识不够而成为牺牲品，而从娃哈哈决心做非常可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宗庆后对“文化产品(中国人自己的可乐)”的最后一搏。

　　“非常可乐”是一个精典的挑战案例，中国大部分的优秀消费类品牌都是在一个“扩张型市场”创造的，比如娃哈哈当年针对儿童的乳酸饮料，比如乐百事的矿泉水，比如爱多的VCD，比如健力宝的运动饮料，但娃哈哈的“非常可乐”却是在两乐的绝对优势下，在“可乐类”发起的挑战。

　　宗庆后在2002年搜狐评选的明星企业家发奖会上，透露非常可乐的销售量已经占到了可乐类的五分之一，并进而宣布娃哈哈将与两乐一争高下。

　　笔者非常敬重娃哈哈在非常可乐上的成绩，但这里边有几个问题仍然不清楚：

　　第一，销量是用什么做上去的？如果销量基本上信赖于广告的话，那么长期的支撑是很成问题的。这一点上，健力宝的例子很值得娃哈哈借鉴：健力宝在农村有很好的市场，它的广告也可以在短期内打开这个市场，但却无法长期支撑这个市场，回报不够。

　　第二，品牌的文化含量问题。宗庆后在2002年明确表示：“我不同意本土企业在品牌建设上一定比跨国公司差，品牌内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有着5000年的文化底蕴可供挖掘。”笔者非常赞赏娃哈哈在品牌文化上的努力，但我们知道在产品中导入文化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消费价值观、生活形态与未来趋势”的调查或研究上的，如果不是建立在这种系统性的消费知识管理上，单纯的一两个“好点子”只会伤害公司的长期竞争能力。为什么中国的若干“点子大师”在跨国公司那里找不到市场？为什么跨国公司不去争中央台的标王？原因就在于此。

　　第三，人才与能力结构问题。经营低端市场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人才与能力结构问题，农村市场赚的实际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辛苦钱”，或者是广告密集型的“广种薄收”，这种经营形式要求的人才与这些人所具有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因此无论在农村取得多大胜利都无法复制到城市市场，相反，这种经验会是经营城市市场的桎梏。

　　从饮料到童装：娃哈哈在发展战略上迷失

　　中国之所以有很多公司热衷多元化并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中国有很多行业都是成长型行业，不需精耕细作就可以到扩张的市场分一份。然而中国正在往产业精细化方向发展，并且童装也不完全是一个“成长市场”，至少在中低档市场，它已经很成熟了，而一直在饮料食品业做中低端的娃哈哈，转身就有能力做童装的高端？

　　从1996年与达能合资开始，娃哈哈平均每年从达能手中得到1亿元左右的资金，在中央电视台2001年广告招标中，娃哈哈出手就是9350万。“在外来资本的肥沃土壤上，长中国品牌的大树”，宗庆后对此似乎信心十足，但不久从他那里传来的不是在饮料食品业内更大的作为，而是娃哈哈要进服装业做“童装”，是不是宗庆后在食品饮料业真的做到极致了？一直在饮料食品业做中低端的娃哈哈，转身就有能力做童装的高端？是不是娃哈哈过分高估了自己成功的“普遍意义”？

　　在笔者看来，由于对上面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宗庆后目前在战略上对娃哈哈的判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这种失误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一个判断：娃哈哈选择的先通路后品牌、先农村后城市的策略，在和国际大品牌的竞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在宗庆后看来，这种“联销体”的销售网络，是基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与国际营销理念相结合的一种营销模式，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应当说，娃哈哈在农村市场是成功的，所以娃哈哈先通路后品牌、先农村后城市的策略，前半句基本正确，而后半句则完全错误。在消费者选择上先将重点放在农村，这无疑是非常可乐获得成功的重要策略，但这种策略基本上无法往后推广。　　娃哈哈的通路胜利，从长周期看对它的品牌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而农村的胜利经验完全不可以延伸到城市，也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以非常可乐为例，如果娃哈哈的用户群就像宗庆后所说的那样，主要是农村用户的话，那这一用户群对两乐基本无影响，相反，“两乐”求之不得，因为这等于在为“两乐”培养未来的用户群。当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将它的能力集中在城市用户的时候，娃哈哈在农村的胜利不仅不能推广到城市，反而会构成它在城市的阻碍，道理很简单，城里人总得用什么东西来说明他是个城市人吧，而凭你娃哈哈就能消灭城乡差别？　　  这种“底气不足”也许是娃哈哈要转产“童装”的深层原因，因为在饮料行业要想胜利就必须“精耕细作”，必须从战略联盟、并购方面去塑造一个有利的“行业游戏规则”。宗庆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娃哈哈不缺钱，要上市找麻烦干什么？我们资金来源很多。现在我们没有银行贷款，企业零负债，存款却有10个亿，如果需要更多，融资是很容易的。在企业外部，目前很多人希望投资娃哈哈，只要我们愿意，资金马上就会来。”如果他懂得行业结构的战略意义，也许就不会这么对资本市场短视了，健力宝当年不也有这种豪言吗？

 　　显然，这正是娃哈哈的第一代领导人宗庆后不擅长，也是这一代企业领袖不太愿意做的，这一代领袖更加热衷于“大刀阔斧地开辟江山”，而童装业似乎还是一个未曾开辟的处女地(道理与若干企业热衷房地产一样)。

　　对此，宗庆后并不讳言，他解释进军童装的原因是，第一，他认为娃哈哈这个品牌很适合于儿童，10年品牌经营使得“娃哈哈”已经为儿童所认可。第二，国内童装业处于群龙无首阶段，销售额前10位的童装品牌中，排在第一位的市场综合占有率仅6%多，娃哈哈三五年内成为行业龙头并不困难。

　　也许娃哈哈是对的，中国之所以有很多公司热衷多元化并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中国有很多行业都是成长型行业，不需精耕细作就可以到扩张的市场分一份。这也是笔者始终强调的一个观点，多元化与专业化本质上是能力之分，在这一点上，可口可乐的多元化经验对娃哈哈有很深的借鉴意义。

　　可口可乐曾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自己拍电影，结果以亏本结束，最后将这个电影公司卖给索尼；在此之前可口可乐还收购过葡萄酒厂，有一个面积庞大的种植园，同样是亏损；养虾养鱼的养殖场可口可乐也办过，还是亏得一塌糊涂。

　　有鉴于此，据说可口可乐干脆在十几年前严格规定：除了饮料业以外，别的不能做，也不许做。为什么可口可乐会得出这种结论？原因在于美国市场是一个成熟的充分竞争市场。

　　中国情况与美国不一样，也许娃哈哈能创造奇迹，但中国不也是正在往产业精细化方向发展吗？我不认为童装完全还是一个“成长市场”，至少在中低档市场，它已经很成熟了，一直在饮料食品业做中低端的娃哈哈，转身就有能力做童装的高端？我觉得是不是娃哈哈过分高估了自己成功的“普遍意义”，而没有清醒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实际还没有进入“真正实力”的阶段。

　　中国消费品企业普遍存在战略误区

　　消费品的竞争完全不在产品本身，而在于产品之外的消费者价值。消费品行业中的竞争对消费者的强调并不是外在的“广告”，而是内在的对产品背后消费文化内涵的把握，以及与竞争对手一起对行业结构的塑造能力。而中国公司惟一拼的是建立在“钱”基础上的“广告轰炸”，或者就是看得见的价格战。

　　有家杂志曾经列出六个指标：1.现状与行业地位，2.未来前景，技术或服务水准，3.市场份额、产品研发、订立行业标准等方面的权威和影响力，4.市场影响力：5.整合与重组，6.企业家特质与前瞻性战略，就这6个指标对一批著名企业家进行了专家打分，宗庆后所得的平均分是3.62分，最高的是张瑞敏(4.29分)。

　　评委们对娃哈哈集团在未来市场的影响力和目前行业地位等两方面较为认可，但对其技术、行业整合和资本独立运作方面的能力评价不高。

　　其实，笔者觉得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是需要正视的，那就是为什么优秀的中国公司都集中在所谓的“技术领域”，比如IT，比如家电，而在基本上没有技术的消费品产业，如服装、饮料、牙膏牙刷，都大多为洋品牌占据？为什么在无技术领域的消费业中国企业无所作为，而在技术领域却有所作为呢？

　　这一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基本的区别：如何看待与区别比较竞争优势与持续竞争优势。我们应当记住一个基本的区别，比较竞争优势是那些相比对手而言的外面优势，体现为一系列看到见、摸得着的外在资源，如设备、技术、规模甚至品牌等等。

　　而持续竞争优势则体现为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内部创造这些核心优势的能力，体现为组织内部的集体学习能力。外在的比较竞争优势是很容易获得的，比如高技术往往已经固化在一些芯片或设备上，只要引进或买来即可，规模主要体现在投资上，只要加大投资即可，成本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上，只要将工厂建在劳动力素质高但价格便宜的地区即可，品牌主要体现在广告上，只要有钱并找到一个好的广告公司即可。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国内的公司在比较竞争优势上是很容易赶上跨国公司的，这就是那些技术已经固化到设备或芯片的行业中，如计算机、手机、家电等行业，国内的企业就很容易通过引进或购买的方式取得技术，从而也就很容易抵消西方公司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国外高科技企业的优势并不都体现在外在优势上，所以中国的软件业发展很大程度是受制于大型项目中对合作的管理能力，而与资金、个人技术水平没有很大关系，国内很多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生产力，原因也在于我们的企业缺乏培养种子业务的机制与应用技术的工艺能力)。

　　但在消费品行业就不一样了，因为西方跨国公司在这方面的优势，主要不体现为外在资源，比如可口可乐的配方其实并不重要，依云矿泉水也与水质没有多大联系，宝洁的产品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这种时候国内的公司突然发现没什么可以“买”的了，惟一拼的是建立在“钱”基础上的“广告轰炸”，或者就是看得见的价格战。

　　这里我们不妨冷静下来看一下娃哈哈的对手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在塑造品牌时，背后是对不同国家消费者生活形态与消费观念的把握能力，当可口可乐强调从买得到(Available)转为无处不在(Pervasiveness)，实际上是在强调渠道要更加广泛和接近顾客；从买得起(Acceptable)转为心中首选(Preference)，实际上是在更加强调产品的文化内涵，乐得买(Affordable)转为物有所值(Pricetovalue)，实际上是在强调产品的增值价值以及对消费者的尊重，而这一切改变很大程度又与非碳酸饮料在近年来的崛起有关。

　　可口可乐核心竞争能力真正的体现，显然潜藏于它对消费趋势的把握能力与行业结构的塑造能力之中，这才有永远的可口可乐。

　　从可口可乐能够百年持续的真正原因，中国的消费品公司也许可以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消费品的竞争完全不在产品本身，而在于产品之外的消费者价值。一个单纯的品牌知名度并不能说明什么，所谓的渠道也不是决胜的关键，消费品行业中的竞争对消费者的强调并不是外在的“广告”，而是内在的对产品背后消费文化内涵的把握，以及与竞争对手一起对行业结构的塑造能力。

　　这才是消费品公司核心竞争能力的出发点，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消费品公司的竞争优势是从哪里获得的呢？

 

达能几乎是和中国企业合作最多的外资公司，其在中国的角色颇像一位贵妇，迷人而有钱，但没法逃脱被抛弃的命运。她尝试在挣扎中自立。

　　“达能就像一位富有、有风度的法国女人，但过于依赖中国‘大款’发展，在先后经历与光明、蒙牛的两次不幸婚姻后，它不得不面对自立的问题。”一位广州光明工厂高层的话语间颇具深意。

　　目前达能产品在市场上岌岌可危。在广州，达能乳业产品除了“碧悠”外已经全线撤离。据了解，2007年初，达能乳品华南区市场占有率是40％，现已跌到10％。与蒙牛意外分手使达能中国乳品业务遭受重创。2007年12月底，达能产品线全部撤出光明，市场上只剩下蒙牛还在代工达能的“碧悠”品牌。

　　据知情人士透露，达能酸奶业务计划单干，目前在全国各地寻找代工企业，不涉及股权、收购等方面的合作。

　　急迫寻找代工厂

　　先后与光明、蒙牛分手，达能中国酸奶业务陷入没有地方落脚的窘境。

　　2007年12月31日，达能最后一个酸奶产品停止在广州工厂生产。一位广州光明工厂高层告诉记者，早在2006年底达能与蒙牛合作之前，达能与光明的分手方案就已经谈好了，包括达能的产品如何分批撤出光明以及相关的赔偿方案。在2007年4月份达能品牌“碧悠”转入蒙牛后，达能在光明的50多个产品就分批停掉了。

　　但由于与蒙牛意外分手，达能产品一时无处落地生产。“目前达能在酸奶业务上开始寻找代工企业准备单干，不牵涉股权、收购等方面的合作，据说在去年12月份与三元、三鹿等企业都有过接触。”一位北京乳品行业人士表示。

　　此外，广州市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告诉记者，有两家分别在广州、汕头的民营乳品企业想通过协会搭线与达能合作。合作方式既可以是贴牌生产，也可以是收购、控股或者参股的形式。目前这两家企业与达能并没有达成合作意向。

　　王丁棉告诉记者，他在与达能中国的一位中层通话中了解到，目前达能内部对于如何重启酸奶业务可能还没有做出具体决策。由于与娃哈哈纠纷牵涉了达能很大的精力，与蒙牛分手还有一些后续问题处理，而达能中国乳品、饮料等业务板块也正在梳理中。

　　但是业内人士分析，达能在酸奶业务上要独立发展的思路已经明显。目前达能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自己建工厂，但是从审批、选址、建厂到投产至少要一年的时间，而达能产品如果在今年内不能上市，就可能被消费者遗忘；二是达能先在各个主要消费区域找企业代工，作为一个过渡。达能选择了后者。

　　两次不幸的婚姻

　　达能现在的境遇迫于与光明、蒙牛的两次不幸婚姻。

　　达能对于光明可谓是用心良苦。上述广州光明人士回忆到，2000年光明准备上市，达能以现金方式购买了光明5％的股份，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达能将上海达能保鲜乳制品有限公司、上海达能酸乳酪有限公司，以及广州达能酸乳酪有限公司的股份均以“1元钱”转给光明。并先后多次增持光明股权达到20.01％。

　　但在上海市成立大光明集团后，达能增持光明受阻。达能提出一个方案，即光明把酸奶业务交给达能做，每年给光明一定的利润，但是光明没有答应，达能彻底失望。

　　而蒙牛在达能与光明不和之际，成功插足。

　　“实际上，达能与蒙牛刚开始合作就吵架了。上述广州光明人士分析，蒙牛与娃哈哈一样是民营企业，达能在与这类企业合作上经验不足。此外，蒙牛的低温奶事业部与达能合作，合资公司里既有达能产品又有蒙牛产品，而双方各占50％股权在运作中必然会造成冲突。最终，蒙牛可以拿到达能的品牌与技术，而达能却拿不到蒙牛的渠道、市场战略等，因为市场是由蒙牛的人在操作。

　　此外，由于达能与娃哈哈的纠纷难解，使国家有关部门对于达能在乳品、饮料上的扩张持警惕的态度，这也被认为达能与蒙牛合资没有通过审批的一大因素。

　　但是当达能发现它与蒙牛的恋爱是一个错误的时候，它与光明的关系也不可能回头了。

　　中国路径依赖

　　在中国市场上，达能很明显是在搞资本运作。

　　“达能的血液里就有合并的因子。”达能中国区主席秦鹏曾经表示。在秦鹏的主导下，达能先后合资光明、娃哈哈，并收购深圳益力、乐百氏等企业，在乳品与水业务上形成布局。它的操作手法是先参股或收购部分股权，然后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对优质企业进行股份增持，最终控制这个企业，这被业界称为“达能套”。

　　但这也导致达能在中国发展的路径依赖。“由于太依赖于中国‘大款’，达能缺乏独立能力，老是不敢自己做。”上述广州光明人士表示，由于达能偏重搞资本运作，所以在前期自己的工厂做不起来或者做得很慢。

　　还有达能在工厂上投入不足也是它前期失败的原因。业内人士分析，“这好比要一个未成年人去赚钱一样，达能在中国的操作思路也一样，达能内部有一个战略，就是以盈利支持增长，即要以一个工厂的盈利来再投入，这对于刚在中国建立的工厂来说是很难发展的。”

　　所以后来达能将工厂卖给了光明，只做投资。但是2007年的事件让达能四面受敌，先是与娃哈哈陷入纠纷泥潭，然后与光明、蒙牛合作相继失利，失去了中国合作方的支持，达能一下子失去了根基。

　　自立门户缺少根基

　　正因为没有自己的根基，所以达能这次要自立门户并不容易。

　　达能没有形成自己的人才战略，没有自己的营销团队。上述广州光明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广州达能的人已经全部转入光明，达能要建自己的工厂要重新招人。

　　还有达能在用人上不信任本地人，中层以上都是法国人，而秦鹏是因为法国留学等特殊背景才成为达能中国区主席。“广州达能只要法国人来做经理就一塌糊涂，只要换成中国人业绩就上去。有时候你跟法国人说一个计划，他都不理解，跟他说一个当地的习惯，他想半天也想不明白，你怎么做市场、怎么做销售呢。”他补充道。

　　达能曾经想通过乐百氏的渠道，搭建一个属于达能的销售平台也没有成功。所以，达能在中国独立还有待时日。

 

就在萨科齐在北京表示“希望寻求(达能娃哈哈争端)更多实质进展”16小时后，达能的美国律师陈东也在洛杉矶无奈地挂上了电话。这一天是11月26日，她刚结束与娃哈哈新接手的委托律师泰拜克等人的法庭电话会议。

　　关于达能娃哈哈纠纷的最新电话聆讯没有任何结果，而这几乎在陈东的意料之中。“现在的焦点依旧是在口供方面，如何使得施幼珍的录口供程序继续进行下去是当务之急。”陈东说。

　　“结果会在月底见分晓。”达能方面的发言人29日在电话里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在意识到已经是11月末的时候，他又改口称，时间会在未来一周内。

　　不能完成的口供

　　5个月前，达能集团与达能亚洲有限公司在美国洛杉矶高级法院起诉娃哈哈的两个法人宗馥莉和施幼珍，及两家企业恒枫贸易和杭州宏胜，起诉理由是对方蓄意妨害预期经济利益、过失妨害预期经济利益、会计核算、不当得利以及非法、不公平及欺诈性竞争。

　　而10月18日，在香港宾卡麦克勒律师所办事处对施幼珍、宗馥莉、王红梅(杭州宏胜财务总监)及姚兰莉(恒枫贸易法人代表)的口供采集，进行得也并不乐观。

　　姚兰莉声称，自己是恒枫贸易“最知情”的人，然而她是在2006年11月才开始任职的。作为宏胜财务总监的王红梅称，宏胜在2005年5月之前并无任何商业活动，但相关材料却显示，宏胜在2004年与2005年分别有超过300万美元和900多万美元的利润。而宗馥莉的护照，则显示多次被涂改的迹象。

　　不过，11月23日公布的由双方律师共同签名的一份法庭备案显示，关于施幼珍的问题依然是双方讨论最多的。该备案显示，施幼珍的口供长达四小时。对于她的推脱与多处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回答，施幼珍的委托律师也表示，理解其处境并会与被告再次沟通后继续进行口供采集，但之后的口供也无多大改善。

　　随后没多久，娃哈哈聘请的LATHAM WATKINS律师所便于美国时间11月9日正式撤出了对该项诉讼的代理。为了继续完成口供程序，并避免出现同样情况，新接手的奎恩·艾玛诺律师事务所与宾卡麦克勒的律师约定，于11月26日再度举行了电话聆讯。

　　奎恩·艾玛诺律师事务所的泰拜克并于19日当天，向法庭另提交了两份动议，一份是关于宗馥莉的“个人管辖权”，另一份则是对于施幼珍继续录口供的提议。

　　26日举行的聆讯，主要就施幼珍的继续录口供问题进行双方律师的协商。结果显然是双方都无法满意的。

　　达能海外法律战占优

　　虽然达能方面通过政府高层公关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其海外的法律战役却频频占优。

　　本月初，英属维尔京群岛最高法庭签署法令，要求临时性托管并冻结8家宗庆后在当地注册的离岸公司资产。随后，美属萨摩亚群岛最高法庭也要求，临时性托管并冻结宗庆后的两家在当地注册的离岸公司资产。

　　达能也是在双方交战中首先启动法律程序的。之前的5月份，达能亚洲便正式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出8项仲裁。该行动正是依据此前双方的《合资合同》约定。

 

宗庆后将自己看成是经营之神。

这是个人的事情，没有对错，也没有必要做任何的争论。但也需要肯定，娃哈哈在他的领导下，确实是发展的很好，很突出。

 

宗庆后（或他的支持者）的将宗庆后的行动上升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可惜，随着媒体的种种曝光，这个结论好像又占不住脚了。

并且，很多人以此质疑“中国的企业家是否就是这样的（不讲诚信）”？甚至是上升到中国的商业环境、商业诚信等大问题。

可能这些质疑是出于某种目的。但我们又能怪谁呢？

 

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将问题搞得那么复杂。

达能宗庆后纠纷，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纠纷。

宗庆后不代表谁，他只是代表他个人（家族）的利益。

如宗先生希望要代表“中华民族”的，他还要更努力，要做得更好，不是喊几句口号就可以了。

 

由于宗庆后妻女有作伪证的嫌疑，导致已“披挂征战”近五个月的律师事务所Latham Watkin阵前请辞，娃哈哈不得不“阵前换将”，在上周五请出了号称“胜诉比例高达92%”的美国律师事务所Quinn Emanuel。

据世界商业报道讯,与国内司法程序中对达能步步紧逼的主动态势相反，娃哈哈在美诉讼却遭遇空前挫折。记者昨日获悉，由于宗庆后妻女有作伪证的嫌疑，导致已“披挂征战”近五个月的律师事务所Latham Watkin阵前请辞，娃哈哈不得不“阵前换将”，在上周五请出了号称“胜诉比例高达92%”的美国律师事务所Quinn Emanuel。

送材料和录口供颇不顺利

今年6月初，达能向美国加州洛杉矶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恒枫贸易、杭州宏胜、宗馥荔和施幼珍(宗庆后之女、之妻)。按美国法律程序，提起诉讼之后是送达法律材料，然后各方应诉、调查取证，之后才是庭审。

然而在向被告方送交材料的过程中，宗馥荔与施幼珍的材料送交却一直因为“住址无人居住”而陷入停滞。直到9月底，加州法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再次造访施幼珍与宗馥荔的美国住宅，久未露面的施幼珍意外出现在屋里，法院人员这才完成了她与宗馥荔材料的送交。

10月中旬，洛杉矶高等法院发出命令，就案件进行录供取证，“考虑到被告中多人都在中国，所以取证地点定在了香港。”达能方面代理律师陈东表示。

但取证过程却因为双方律师多次喊停而中止。陈东表示，录口供时，娃哈哈方面代理律师多次喊停，因为他们发现当事人有虚假事实，并且回避回答有关问题，他们“不能参与到作伪证的行为中，因此不得不喊暂停”。

“阵前换将”或因“伪证”

录口供之后，10月25日，双方律师回到美国向洛杉矶高等法院汇报情况，在这次法庭会议上，为娃哈哈方面做代理的Latham Watkin律师事务所突然提出想要退出诉讼。

对此，法院方面给予了其两周时间作最后决定，截止日期为11月9日。两周后，Latham Watkin正式撤出娃哈哈代理，Quinn Emanuel接手。

对于Latham Watkin的撤出，陈东表示，可能主要是“出于职业道德方面的考虑”。有关人士也给出了一个猜测的解释，由于此前Latham Watkin曾代理过一起案件，因为当事人作伪证，最终导致了法庭将赔偿金额由6000万美元提升至6亿美元，“吃一堑，长一智”，Latham Watkin也会选择退出。

不过，陈东表示，由于Latham Watkin的突然退出，原定于明年1月份的庭审听证可能要延期一两周进行，“换个律师并不能改变已存在的问题，整个程序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娃哈哈回应“一切用法律说话”

对于临阵换律师的消息，娃哈哈新闻发言人单启宁表示“概不回答”。记者了解到，由于娃哈哈将于11月18日举行二十周年厂庆，目前各地经销商已经云集杭州，公司管理层正忙着筹备相关的庆典和未来的销售事宜。

实际上，尽管达能在美诉讼略占上风，但娃哈哈方面似乎并不担心，不仅表示“一切用法律说话”，还强调达能因为在官司上无法取胜，因此用各种名目扰乱娃哈哈的正常秩序。

记者了解到，出于司法管辖权的考虑，加州的起诉可能只局限于被告方在美国的有关活动，被告方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暂时排除在外。据此，对宗庆后不利的因素可能有两点：一是曾任恒枫贸易法人代表的宗馥荔在公司注册时正在美国居住，而施幼珍拥有美国绿卡，两人还在加州拥有房产；二是在加州等地华人区找到了娃哈哈系列产品的销售，并初步认定为非合资公司生产。

宗庆后先生是一位儒商。我不知道他是否遵奉的是孔子的教义。不过，从他的困境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孔学受害者。正是孔子一句话，害了宗庆后！

　　其实在多年前，孔子的这句话就害死了一个民族品牌。大家还对南孚电池记忆犹新吧？那个品牌，曾经是中国电池的骄傲。南孚也是中国第一大电池，全球排在第五。可是，孔子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他完蛋了！

　　当时，孔子对南孚电池和当地政府（好像是叫南平）的领导人说了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于是南孚在极不情愿中听了孔子的话，南平政府更是压制南孚听从孔子的“明训”。于是，不久，南孚易权，成了外国人的企业。南孚虽然还是叫南孚，却成了洋娃娃。

　　所以，那时，人们就应该反思孔子这句话的含义。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受到的欺凌，都来自远方。那些远方来的所谓的朋友带来大炮与长枪，有备而来！

　　远方来客，为何而来？不知有没有人考虑过。不过中国另一句有名的话说得很直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远方来的朋友不是送汉堡包来的，他们为利而来，为了这东方的遍地黄金而来。当马可波罗来探过路之后，他们的长枪与大炮就开始了掠夺的爬涉。

　　所以，当南孚电池变为洋面孔后，我们再来为宗庆后的困境而不满，而叫嚣，而难过，而愤怒，而遗憾，都是徒劳的！当年宗庆后在引来远方的朋友时，早就应该想到今天。当年宗庆后在签下条约的时候，早就应该明白了自己在做一件什么事！

　　所以，宗庆后的官绯，是必然到来的结果，宗庆后的结局，是必然有的结果。

　　所以，宗庆后没有太多的路可以走。如果要绝地反击，只能强大自己的力量。因为他引进家门的远方朋友已经不是一条普通的狼，他们有了超强的战斗力，因为他们在走进宗庆后的家门的同时，他们也走进了蒙牛，走进了乐百氏，走进了光明。。。。。。要与之抗衡，宗庆后必须实施更大的计划，这些计划可以包括注资国内同行，借鸡生蛋，借壳抢市，借力打力。。。。。。

　　所以，如果没有大手笔。宗庆后的后路不好走。当然，我们希望就如他的名字一样，他为自己留有后路，或开拓后路！

 

当管理界正在探讨如何认真发挥公司董事会的作用，限制实际存在着的董事长“专政”的时候，达能与娃哈哈合资公司的原董事长宗庆后致信法国达能集团董事长里布，宣布辞职，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抛开其中是否具有“民族大义”不说，单从商业角度分析，一个董事长竟然在他的公司里受到“任意欺凌”，以至于愤而辞职，是董事长专政的终结还是其“另类”表现，值得反思。无论如何，这都是董事长专政的一次嬗变。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董事长专政幻影破灭的曙光。

    董事长专政幻影

    在我国的公司治理中，有一种令人头疼的现象，就是上市公司和国有公司董事长过分集权，往往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董事长一身，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董事长“专政”。这不是法律赋予的特权，却是挥之不去的幻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行《公司法》确认公司董事长可以作为公司法人代表，但并没有明确法人代表的具体权力和义务，法定代表人到底能够“代表”什么模糊不清。二是公司董事长实际行使公司总经理的职权，两个职位容易被合二为一。有关资料表明，在我国一千四百多家上市公司中，三分之二的公司虽然设置了总经理，但是名义上的总经理与其它副总经理一样只是分管公司的某一小块业务，公司具体经营管理的决策权悉属董事长，其它三分之一的公司干脆实行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治理体制。三是公司董事长往往“亲自”过问公司经营管理中大大小小的具体事务，成为公司事实上的行政“一把手”，对公司经营管理中的大小事务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

    造成我国公司董事长权力过大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是改制留下来的硬伤，另一方面是封建意识作祟。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正式发布实施后，国有企业开始公司化改造，相当多的公司从原来“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由于“工厂”改制成“公司”必须设置董事长，原来的厂长经理顺理成章变成董事长。由于现行《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董事长不得兼任总经理，造成了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管控模式非常普遍，即使董事长名义上不兼任总经理，余威还在，人们已经习惯于董事长就是公司经营管理的“一把手”；董事长也不顾《公司法》的规定，仍然把自己当作公司的行政“一把手”，多以“掌门人”自居。

    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董事长专政往往成为“内部人”控制的潜规则。依托董事长专政的强势地位，资产流失、关联交易等公司“败德”行为的发生几乎可以一路绿灯。顾雏军以3.48亿元收购科龙电器（000921）20.64%的股权，入主该公司成为董事长后，虽然依靠强势扭转了亏损的局面，同时也涉嫌将科龙当作个人的“提款机”。世界品牌实验室(http://brand.icxo.com)消息：2002年4月，科龙电器即向顾氏天津格林柯尔公司预购200吨顾氏制冷剂，作价定在畸高的每吨2700万元，合计5.40亿元。2002年5月31日，科龙电器又竟然以“董事会”的名义发文，要求科龙及其下属公司购买高达3亿元的顾氏制冷剂。至于是否属于在“国退民进”中进行“盛宴狂欢”，便引发了著名的“郎顾之争”。

    即使在典型的民营企业，董事长专政所造成的败局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从德隆唐万新的“落马”更可以看出这一点。当初德隆如果按7位董事的意见，按规定申请“金新信托”破产，也就不可能发生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说。但“掌门人”唐万新一意孤行，以一敌七的结果力排众议保“金新信托”。唐万新的“乾纲独断”并非偶然，当德隆面对重大决策时，经常是董事局代替股东会，执委代替董事局，最终由唐万新做决定。德隆从大肆贩卖原始股到投资二级股票市场，从操控流通股到收购法人股，从几百元创建的小公司发展到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唐万新的个性极度膨胀，“董事长专政”反过来成了德隆的致命伤。
 宗庆后“怒辞”

    应当指出，所谓的董事长专政与宗庆后的“怒辞”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并不防碍我们将两者在“务虚”的领域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假如宗庆后能够成功实施董事长专政的话，他就不必愤而辞职；而他愤然辞职，要么说明董事长专政不存在，要么说明对于董事长专政的治理并非做不到。宗庆后作为董事长愤而辞职，说明达能与娃哈哈合资的公司里有人“不听话”，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且不论背后的动因谁是谁非，仅从决策表层来看，董事长“专政”就碰到了挑战。

    实际上，作为社会意识的沉淀，董事长专政在大多数公司难以避免。在与达能公司合作之初，宗庆后就非常看重董事长这个位置。当时娃哈哈集团与韩国孝农株式会社已经有了一段4年的“跨国婚姻”，虽然双方各持股50%，但是韩国公司委派的人出任董事长，宗庆后出任副董事长。1994年4月增资后，中方持股65.8%，外方持股34.2%，但董事长仍然是外方委派的韩国人。也许由此带来的不方便，促使宗庆后在1995年接洽了当时正欲开拓中国市场的达能，基于之前合资的经历，宗庆后在与达能的谈判中始终将董事长这一最高决策人的职位抓在手里，直至答应将娃哈哈品牌转让给合资公司。1996年，韩国孝农株式会社将其34.2%股份转让给达能后，宗庆后成功地成为了新“家庭”的主人，出任董事长，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其在原100%国家控股的娃哈哈集团“国退民进”改制过程中的实际控制力。

    宗庆后在辞职信中对与达能合作的11年2个月的过程进行了反思，感到“与不懂中国市场与文化的董事合作是相当艰难的”，因为达能董事永远有理，随时可以把刀架在其头上。这是否意味着达能董事不谙董事长专政的潜规则尚不得而知，而在此之前合作之所以没有破裂，除了与过度宽容、与人为善的“民族特性”有关之外，实际行使着控制权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非合资企业”的形成便是一个证明。宗庆后认为正确的方案，在屡屡遭到达能董事否决的情况下，为了合资公司的发展，“本人也只好干了，否则我如何履行作为一个实际经营者为股东创造利益与回报的责任”。在这里，作为董事长的宗庆后认为自己扮演的是“实际经营者”的角色，就与上诉董事长专政的特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宗庆后“怒辞”的直接导火索，是达能公司欲强行以4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并购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达56亿元、2006年利润达10.4亿元的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如果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宗庆后即使不能制止，也不必大动肝火。如果没有什么隐情，法国的达能公司是没有什么借口在中国境内强行低价并购任何一家公司的。相关公司完全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必在达能与娃哈哈合资公司的“家天下”里决一雌雄。据达能与娃哈哈合资公司内部传来的消息，多年来，宗庆后一方虽然没有51%的股份，但实际上是控制者；达能虽控股51%，却常常遭到经营管理者的排斥。除了利益的短长之外，双方都觉得失去了尊严，作为宗庆后一方，这大概也是他“怒辞”重要原因之一。

    几点另类启示

    宗庆后的斯德哥尔摩之旅或许是漫长的，具有国际权威的仲裁结果尚需时日，或许宗庆后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董事长专政的情结，但是一个大股东与自己昔日认可的董事长对簿公堂，总可以针对董事长专政得出一些另类启示，至少从反面说明董事长专政是可以治理的，这大概是宗庆后的“怒辞”对于公司治理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贡献：
首先，董事必须要有对所有者认真负责的精神，敢于坚持自己所代表股东的利益。其前提是认真发挥董事会的作用，董事会表决时一人一票，而不能形成金字塔结构。达能持股51%，在董事会具有多数的优势，有任免董事长的权力。合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超过半数董事签字即可生效。有关法律规定，合资双方董事连续三次如果不参会的话，单方面可以召开董事会，而且可以视同双方决定。这些都限制了宗庆后作为董事长的个人意志。宗庆后抱怨说，外方派出的三名董事对他作出了许多限制的规定，例如要求执行董事“在每一财政年度结束前至少一个月，应向董事会提交下一财政年度的总预算”，其中包括：“每项主要固定资产开支均需备有一份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任何金额超过人民币一万元支出项目均视为主要固定资产开支项目)；并规定5项“尤其须经董事会事先批准”的内容，其中有“非有关雇用合同所规定，向执行董事本人或向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其他人士支付的任何种类的款项”。这些规定或许不尽合理，却也反映了外方董事敢于坚持自己所代表股东利益的执着。

    其次，在公司组织结构上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必须分开，合理分工而不能相互要挟。新的《公司法》修正案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担任”，改变了过去董事长就是公司法人代表的做法，但这似乎不够彻底：没有触及董事长兼任或者实际从事公司总经理职务的实质问题。所以宗庆后始终以“如何履行作为一个实际经营者”的标准批评外方董事。宗庆后辞职以后，中方董事提出合资公司目前没有订单，生产线已经停止生产，要求外方董事长范易谋出面解决。范易谋的回应是“这是总经理的事，不是董事长的事。”这或许反映了外方董事所坚持的原则，有其一定的道理。在美国，董事长不一定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兼任CEO后仍然受到董事会的监督，CEO做出总体决策后，具体执行权力就会下放给以总经理为首的经营班子。世通公司和安然公司事件发生之后，反对董事长兼任CEO的声音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主流意见。在欧洲，董事长大都不兼任CEO。在日本，董事长（会长）多为退休的公司总裁或外部知名人士，是非执行人员，只是董事会的召集人和公司对外形象的代表。这对于我国在较大企业里克服董事长专政的倾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次，在进行涉及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决策时，董事长在交叉持股的情况下应实行回避制度。董事敢于坚持自己所代表股东的利益是对的，但是董事长在交叉持股的情况下，就很难保证和证明其决策的客观公正性，而且在产生矛盾时容易意气用事，所以应当实行回避制度。在达能收购非合资公司51%股权的意向中，宗庆后的异议很难说是在代表“民族”的利益，因为他个人在相关公司里都占有相当的股份。2000年娃哈哈集团完成了整体改制，国有股份大部分进行了转让，由上城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控股46％；宗庆后个人持股29.4％；娃哈哈集团工会持股24.6％。公司五名董事，上城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委派一名，工会委派三名，宗庆后任董事长。在“非合资企业”中，由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及杭州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或独资开拓的日化、童装等新兴业务，宗庆后持股60％，职工持股40％。从宗庆后个人持股的权重看，即使他没有重蹈顾雏军的覆辙，仗义执言的形象也会打折扣。假如达能公司果然侵犯了这些“非合资企业”的合法权益，由这些“非合资企业”自己与之博弈，要比宗庆后以董事长身份抗衡更为理性。

    如果说达能公司确实为宗庆后设置了一个圈套，那胜负也是在利用规则，取决于董事会里的斗法。从发挥董事会的作用来看，宗庆后“怒辞”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董事会对董事长的制约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不再有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应当说是规则的成功。这样的事件如果发生在我国上市公司和国有公司，我们则应当为之欢呼。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认真解决董事长专政的问题，其弊端就会在与“狼”共舞中漏出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