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秦始皇和汉武帝都仇恨商人？

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有着重农轻商，或称之谓重本抑末的传统。也就是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不过是末流，需要加以抑制。在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不得不经常担心是否能填饱肚子的条件下，有这样的观念并不奇怪，何况人们常有“无商不奸”之类的看法，也确有商人在积累的金钱后大量兼并土地，以致于影响社会安定的事例。
　　虽然抑制商人及商业可能会严重的影响社会的发展，对于具有这种观念的人，还得予以理解。但是，纵观两千年的重本抑末，对商业及商的抑制史，就会发现有两位君主做的很过份，似乎对于商人有刻骨仇恨，进行严厉的打击，这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

　　204BC，秦始皇征发商人去征服现广东广西一带，这似乎没什么特殊之处，问题在于征发时是把商人和“逋亡人”这样一些不法之人同等对待的。（其中还有赘婿，对此以后再谈。）这就为商人的社会地位定了位。这是不奇怪的，在秦始皇极为欣赏的《韩非子》中就把商人当作“五蠹”之一，是应除掉的。这次南征是件大事，商人被迫害才在史书上有记载，至于没有记载的迫害也不会少。
　　汉武帝则曾搞过“算缗”，即征收商人的财产税，若正常征收也还说的过去，但还有“告缗”，即举报商人自报财产不实者。凡告者可得其财产一半，这样，激发了所有想不劳而得到财富的人的神经，结果使中等以上的商人大都破产，极大破坏了正常的经济。

　　这是很奇怪的事。发达的商业可以带来大量财富，这两位又都是善于大把花钱的主，为什么不利用商业获得金钱，反而这样仇恨商人？
　　可能的解释似乎是：就是没征商税。商业促进了经济，富了商人，方便了人群，但是，不征税则富不了君王。为什么不征？不是不想征，而是征不了或不会征。

　　秦、汉时征田租、户赋，成年人要服力役（徭役、兵役），而商人所得高额利润对于国家财政收入几乎毫无贡献。
　　那时人口稀少，有着大片无人居住的旷野，牛马之类牲畜驮着货物长途贩运，并不需要按特定的道路走。再加上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在交通要道上设卡收税，可能很长时间见不到一个过路商人。那时君王宫室后边或附近设有买卖货物的“市”，可以收税，但是商人为什么非要把货物运送到宫室附近去卖？
　　虽然，早就有“关市之征”的说法，《管子》《晏子春秋》中也有市赋市租的说法，但是否切实有效地实施，实在可疑。

　　不过，当中原处于**状态，各国边界军事重地常驻有人马，顺便收一下过境商税，是正常的。在春秋战国、三国、东晋、南北朝都有与此相关的记载。但敌对之国间的高贸必受很大限制，所以此类税收对国家财政收不可能有大贡献。到了大一统皇朝，军事关隘都在偏远地区，再没有顺便收税之利了。
　　秦、汉、唐前期都没有征收商业关税记载。唐武则天时，有位官员建议在京城附近设十七个关，用以征进京的货物税，结果“百姓惊骇，物价飞涨。”只好撤消。直到宋朝才有建立了征收商业税的体制，商业税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才占到一定的比例。

　　秦始皇灭六国，除了巨额军费，还以大量金钱珍宝贿赂东方诸国宠臣们；汉武帝为了扩张帝国领土，几乎动员了全国财力。他们似乎需要无限的金钱，当然要在聚敛了大量财富的商人那里打主意，又没有有效的方法收税，于是就采用了不惜破坏国家经济的野蛮手段来攫取其财富。
　　不是秦皇汉武本来对商人有什么仇恨，而是垂涎于其金钱，因金钱而产生仇恨，殃及自然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