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创业者的悲惨境遇！——我身边的真实故事(转载)

看到《赢在中国》的第十大命题，让我浮想联翩，感慨良多。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
    我有一个高中补习班的同学刘*军，这里就叫他刘军吧。他幼年丧母，由老父亲把他拉扯大，另外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家是我们太原市一个城中村里的人，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三间正房和另外两间厢房。两个哥哥都养着大车，跑运输。大姐在家做家庭妇女，二姐考到了北京上学，现在在北京一个大银行工作。刘军是学文科的，学习也很努力，尤其酷爱英语，但就是总考不上学校。他的老父亲原来是在旧车市倒贩自行车的，后来年龄大了就只是每天打麻将，也帮不了他太多。由于经济拮据，刘军只能找了一个二婚的女人做老婆，大他两岁，还带过来个年龄稍大点的女孩儿，对他不叫爸，而是叫叔叔。结婚后两个人感情开始还不错，刘军也四处奔跑做各种小生意。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
    记得是1994年，刘军在火车站做打野摊卖饭的生意，而晚上回家后还要看一会儿他心爱的英语。他也经常去我们太原市的五一广场当时每周六的英语角锻炼口语。他的梦想是能有朝一日，去外国，去和外国人交流，做事。
    2001年，他和人合伙开了个网站制作“公司”，他出钱，人家出技术。说好挣钱后两人平分。因为不想花办执照的钱，所以就先以我的公司名义对外揽业务。跑了一两个月，业务只揽到一笔，入不敷出。当时由于在火车站打野摊监察大队抓的不行，他已经改给服装城的经营户送焖面了，每天油斯麻花的看不出一点还开着互联网公司的摸样。他是在用卖焖面挣下的钱来养他们的所谓“网络公司”。
    这样又坚持了一段时间，那个懂技术的合伙人抱着自己的电脑在一天晚上跑了，一声招呼也没打，还拿走了“公司”仅有的几百块钱。
    后来刘军不知何时改送饺子了。他和老婆在家先包好，中午煮熟了他出去往商铺里送。时间长了就有了一些老主顾，生意也比以前好了一些。这样刘军就又顾了几个小女孩帮他老婆包，包好了先冻起来，他主要是负责采购和往外卖。业务也逐渐扩大到了往小饭店送冻水饺。
    随着业务的扩大，生计的好转，饺子总是赶不上卖。刘军就想进一步扩大生产。在给商铺送饺子的过程中，他认识了几个比较有钱的商贩。刘军向他们说想搞个饺子厂，想借钱，利息高些也行。其中有几个感觉刘军送了这么多年饭，为人忠厚又肯吃苦，而且这行业也没个赔，就前前后后共借给他三十万，不过利息很高，一季度一付。
    刘军的饺子厂先后经过了两三年的发展，资金和设备也是陆续投入和添置的，效益一直还不错。那时的刘军那是相当的不同凡响，大家都叫他刘老板，最兴旺时厂里多达20几号人，前呼后拥的。他还很时髦的为自己置了一位漂亮而性感的女秘书——张婷，两人成天在办公室耳鬓厮磨，热乎的不亦乐呼。两人海誓山盟永远相爱，后来刘军在外面租了房经常不回家。张婷还信誓旦旦地要等刘军和老婆离婚后嫁给他。

    平时送货时他仍穿上他那身旧衣服，骑上他那辆没拍照的烂摩托车，警察如果要拦，他才不怕，吊转头左拐右拐就找不见了。一旦忙完了或应酬时就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经常和他那几号酒肉朋友出去潇洒，不是吃饭就是唱歌。那时给他打个电话，不是正送货就是在谈业务，总之多会儿都有事，忙啊。

    2005年早些时候，由于他得罪了厂里一个工人，人家就找了个记者要报复他。那个记者经过暗访以后，把偷拍到的厂子肮脏的图像在电视上暴了光。厂子随即被工商局查封。于是他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后总算还是把那场风波平息了，饺子场又开工了。

    然而，好景不长，2005年夏天，水饺的行情出奇的淡，无论是超市还是饭店都卖不动。冰箱里的水饺销不出去，各方面的开支都无法正常支付。工人们按时拿不到工资就不想干了，整天就等着拿钱走人。租赁的房屋和场地也到期了，房东也在摧要房租。

    按说这两年刘军是挣了点钱的，但每个季度的借款利息就够他受的，另外各方面的开支也不少，家里又盖了几间房子，所以几乎没剩下什么活钱。屋漏偏逢连阴雨，眼看刘军的生意急转直下，按时付不出利息，几个借给他钱的人一起跑来找他想提前收回借款。整天守在厂里催要，不给就扬言要卖设备，逼的刘军就差上吊了。
    当时他来找我诉苦，我还对他有点怨气。因为在生意好的时候，他总是和他后来认识的那些胡朋狗友玩，多会儿曾想起过我。不过我还是劝他：“你就是死也要熬到冬天再死”。因为冬天是水饺的旺季，销量一般都很好。水饺厂每年大都是靠冬天的几个月来盈利。我说：“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可是刘军最终还是没能顶住那些人的压力，他绝望了，万念俱灰。他实在无法在令人窒息的水深火热中再煎熬下去了，只想尽快脱离开那帮人，那个烂摊子。他一气之下把库存的水饺以极低的价格全都赊销了出去，让人家多会儿卖了多会儿给钱。厂里的冷库、机器设备也以极低的价钱变卖了。三十多万的投资最后只收回来区区几万块钱。整个厂子就这样没几天就烟消云散了。
    他把几万块钱分成了三份，给了老父亲一份，给了老婆一份，剩下的留着自己日常用。
    由于债主天天上门逼债、闹事，并且放出了狠话，所以家是不能再回了，他整天东跺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2006年冬天的一天，我刚开车回家停下，只见刘军从一旁闪了出来，说道：“给我拿上二百块钱吧，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说：“还不敢回家吗？”他说，现在债主到是追得松点儿了，可现在老婆在和我闹离婚，让我把家里的院子分一半给她。老父亲现在就靠人家养活，也同意人家的要求。可是，我两个哥哥和那个北京的二姐也提出来了要分一份。现在我家是六亲不认了，只认钱了。我说：“你那个张婷呢？”，他说：“咳！别提了，她看我实在是翻不起来了，早和别人好去了。那家伙好活惯了，没钱了她才不和你在一块了。”
    后来我又给过他一两次钱。一次他哭着对我说：“真不好意思！每次只能过来麻烦你，我不会忘记的。”
    刘军的事让我感触很深。正确面对事业上遇到的挫折以及正确处理好事业与家庭与婚姻的关系的确是摆在我们每个创业者面前不可轻视的课题。